第四章　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 第一节　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第八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

根据洛克的劳动赋权理论，要想获得权利归属，需要对客体付出一定的劳动，因为劳动能够创造价值。个人数据信用的优良程度取决于外部评价标准，主要来自征信机构出具的个人征信报告和阿里巴巴平台的芝麻信用。

在具体内容上，数据自决权作为一项概括性的基本权利，可以分为若干子权利。一、个人数据权利的宪法规范依据 个人数据权利的正当性基础需要得到宪法规范的支撑，只有经由宪法变迁的教义学阐释来吸纳科技发展催生的权利要素，才能通过价值渗透完成数据权利秩序统一的使命。由于数字平台在资本、信息、资源等方面拥有相对于用户的支配力，意味着平台不能被看作一般意义上的私主体，而是基于数据与技术优势已经实质上成为具有社会强力的权力主体。为了兼顾数据交易的公平与效率，可以建立周期性的利益分享机制，防止交易过程成本过高而损害数据流通效率。个人数据权或信息权是一种领域性的新兴权利，涉及多元复合法益，除了权利的核心法益需要独立证成之外，其他的法益内容均可从宪法列举权利中得到延展。

个人的数据本体性权利也是一个权利束，包括数据自决权、数据隐私权和数据身份权等。如何实现个人数据权利保护和数据自由流动之间的平衡，是个人数据权利体系配置的关键考量因素。而且西方法理学也在因应着这种变化：西语法学一直在适应着1930年代之后法律生活中权力体量和权力在法权结构中所占比例大幅度上升的变化，这点在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代表人物的著作中有典型的表现。

所以，对权力的研究和认识，不仅关乎对中国法律的理解，也关乎对世界各主要国家现代法律制度的认识。尤其是他用功最著的法权论，直抵权利本体论的巢穴，揭橥权力在法学中的基础性地位，使之与权利并驾齐驱，主宰、主导着法学\法律的未来进程。童先生自述其原由：起初我也曾认同过当时盛行的以权利义务为中心系统解释法现象的法理学，但在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深感权利义务理论完全不足以解释宪法现象和公法现象，不得不花了相当工夫探寻既可解释私法现象，又可解释宪法和公法现象的法学基础理论，本文所称的法权说正是这个探寻过程的产物。这一理论，涉及到法学基础的根本改变，其意义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下面的这篇小文，是我对童先生法权论诸多疑惑中的一个质疑，算作我今后要逐一发问的一个分论吧。但是到了近代，由于西方殖民者的入侵，迫使中国放弃祖宗成法，几乎全盘西化，把道德为本逐出中国法律，以致我们现在的法律对道德败坏几近于无法可依。

在中国则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官宣，何言财富集中于国家手中只是现代之事，何言权力体现于法律到现代才显著。我理解童先生所说的平行、对等、平等是指权力与权利在法律中地位或重要性相埒。这是对现有法学理论中的权利中心说的一个重大突破。同理，西方法律一直以权利为中心，道德却难入其门，你不能说只有权利是中心，道德却不是。

权力在我国法制系统中的具体展现形式，就是宪法、法律中记载的国家权力、职权、权限、公权力等等。莫非因为近代中华法系的厄难我们就要抛弃道德为本吗？ 童先生总以为，权力成为法律的核心只是当代的事：20世纪中叶以来，欧美日政府以国家补助、福利国家甚至国家持股等形式大规模干预经济生活，权力的体量和在法权结构中的比例都大幅增高。《宪法》第3、第4章共87条9433字，约占宪法条款的61%，文字量的54.5%。所以，权利和权力是当今世界法律生活的两个最基本的事实。

[2]童先生提出法权论，最主要的理由是：学理上以权利义务为核心范畴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当代中国宪法、法律文本和生动的法律生活实践，没有现实的法律生活事实做基础。同时，个人权利又被限制甚至打压，权利在法律中则很难表现。

[4]照这样看来，权力作为法律的核心范畴，并非一直存在，而是一个新来者。学术界现在已提出了建设法学话语体系的艰巨任务，这是推动法学进步的重要抓手。

既然如此，我辈追步犹恐不及，怎能再生疑窦呢？ 在下是这样考虑的，于公而言，如此重大的理论，当要经受多方的验证，验证为真，只会更显其光辉。形成自己特有的核心范畴，是一个学科的一般理论自立于一般理论之林的必要条件。过去西语法学只谈论基本权利，罕见基本权力的提法，但拉兹特别重视基本权力概念。易言之，权利、权力、权三个概念在宪法中的地位，也就是它们在当代中国法律实践中的地位。难道这就要说权力在法律中的地位或重要性可以忽略不计？相反，改革开放前的法律可以说是权力一尊，权利鲜有表现，你能说权力就是核心，权利无关紧要？人类常犯主观随意的错误，在法律中亦有表现，秦法的严苛是有名的，也曾起过好的作用，但你不能说严刑峻法就重要、是核心。[1]这即他所说的平行型权力，它与权利在法学中的地位是平行的，权力与权利的统一构成法学的核心范畴，亦即他的法权论的核心。

退一步说，就算童先生的以上说法适合于西方，却完全不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几千年前早就有了主要体现权力的法律了，最著者数《周礼》[8]，虽有礼仪规定，但侧重于官制设置，且带有宪法性质，为万法所宗(所谓一准于礼)。法学话语体系建设最关键的课题应该是形成新的核心范畴，以置换或部分置换一百多年来一直未变的权利或权利义务。

双中心说似乎更能说明中国今天的经济现实，人们常说社会主义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集中力量就是权力使然，这不正好说明双中心说或法权论的正确吗？我们这里要证明的是权力与权利是平行、对等、平等的。下面要举的这个例子对中国人来说是有椎心之痛的，中国古代的法律，是以道德伦理为中心或核心的，或者用现在的话来说是道德本位的。

它表明，权力在法律生活中地位的提升是全球性现象。这种以权力概念在法律中所占的比重来证明权力在法律中的重要性、根本性、基础性，会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用童先生对《宪法》所作的统计来看，固然关于权力的分量占了大头。

凯尔森虽然也谈权利义务，但他把权力看做国家主权的国内法表现，看作创造、适用法律规范和决定其效力范围的力量，认为权力是法律秩序后面的支柱。然后他又特别强调：我国宪法用了超过一半的条款和文字量规定权力的行使主体、具体内容和行使程序，还有相应的责任。以道德为本的中华法系，曾经经历过长期的探索、艰难的试错，不懈的实践，终而在《唐律疏议》得到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结晶，卫护我民族在人类历史的长程中成就为文化延绵不断、版图扩展平和、民族融合自然、人口繁衍最众、家庭和睦友爱、经济长期领先、人民温厚善良的文明礼义之邦。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40年代以后，国家机构开始普遍大规模或较大规模地从社会提取财产集中到自己手中并用以介入经济过程，国家亦从此前的单纯型国家转变成了复合型国家。

或者法律中只有权利核心，没有权力核心，(近似童先生说的资本主义早期)人们的物质生活不妨富足。那么确定这种地位或重要性的标准是什么？我想首要是人们的物质生活。

但中国有那么多的法律，是不是权力在其中都占有显著的位置，如果不是，是不是权力的重要性、根本性、基础性就打折扣了呢？ 童先生认为20世纪以前，权力在法律中的体量是很小的，这和国家掌握的公共财产密切相关。期待童先生的指正，也希望学界予以批评。

可以说，中华文明的长存与伟大，道德为本的中华法系与有荣焉。但是，以权利义务为核心范畴的法理学在总体架构上无法给权力留位置，且在无力自圆其说、合乎逻辑地借助欧美的传统说法将权力解说为权利的一部分。

权力在法律中的权重，或者说权力在法律中的核心地位，只是一个当代的、暂时的、可变的现象。于私而论，对童先生的质疑，对我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学习过程，学、问，学、问，于斯乃进。童先生说：汉语法学应以指称权利权力统一体的法权为核心范畴。[7]人类文明几千年，权力与权利联辔而来，为何到现代才在童先生那里成为法理学的核心？童先生的解释是国家占有社会财富比例的加大。

因此，平行型权力应该是有充分法律实践基础的法学概念，而附随型权力则不是。或有些微不足，拾遗补阙，能更趋完美。

个人的法律表现是权利，包括自由等等，国家、国家机构的法律表现是权力。到了唐代，《唐六典》的问世，更是专门的行政法，完全关及权力的配置、行使、运作、监督、考核等，对后世影响深远。

不言而喻，权力在中国法律中的核心地位就凸显了。中国历来就有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在共产党的政治语汇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更是标明权力只是服务性的，是人民利益(我的理解人民利益集中表现为道德与权利)的附庸，用童先生的语言应是附随型的，而不是童先生坚持的平行型的。